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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6章 后记:我们的命运,成长经历


后记:我们的命运

        六六年第一学期快结束前,文割来了,它打破了我们童话般的憧憬,提前结束了我们无拘无束的童年和少年生活。中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,我们八个人也有了各自不同的遭遇和命运。

        (一)晓萍

        文割一开始,晓萍家就遭了殃。那天我和德明刚好从新城游泳池回来,一进弄堂,只见晓萍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。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(大海航行靠舵手),接下来是语录歌(凡是反动的东西,你不打,它就不倒)。我们赶紧跑过去看个究竟,只见晓萍阿娘、她大伯和小叔分别站在黄鱼车上,正在挨斗呢,听说斗完还要游街示众。她阿娘头颈上吊了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,旁边还有地主婆三个字,上面打了个叉。她一手拿一只铁皮畚箕,一手拿了一根小木棍,一边敲,一边喊:“我是牛鬼蛇神。”样子十分可怜。他大伯被戴了一顶高帽子弯弯斜斜三个字:寄生虫。她小叔被人剃了个阴阳头,裤脚管被人剪破了,头颈吊着一块牌子,外加一双尖头皮鞋,牌子上有流氓阿飞几个字。他低着头,一声不响,眼睛里却露出了仇恨的目光。我知道,他心里不服。一个造反派头头还不时地喊叫口号,但呼应的寥寥无几。我还注意到很多看热闹的人都投去了同情的目光,也就是说造反派那种做法难以服众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前几天南京路、淮海路上已经开始抄家了。除了抄家,不少红卫兵走上街头,横冲直撞破“四旧”(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和旧习惯),砸招牌,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。南京路、淮海路开始有人在拉金项链,撸(弄乱)奶油包头,剪小裤脚管,脱尖头皮鞋,铲凤凰脚踏车商标(四旧)。风从北边来,今天太平桥也开始剪小裤脚管了,可怜那些平时无限风光的老克勒们遭了殃。

        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些造反派,说他们是封建遗老。她阿娘是地主婆,她大伯没工作,被说成是寄生虫,她小叔是流氓阿飞。天地良心,她小叔只是在电影里演演流氓阿飞,穿着像阿飞,但不流氓,从来不到南京路、淮海路花小姑娘。那些造反派勒令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,接受改造。还叫喊什么,顽抗到底,死路一条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大伯被迫和弄堂里的四类(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和坏分子)分子一道扫弄堂,洗厕所,真是斯文扫地。看到大伯如此下场,想到他对我的好,我心中阵阵酸楚、愤愤不平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祥之兆占据心头。我们担心晓萍,连忙拐到后门,到了她家。客堂里有不少陌生人,他们鬼头鬼脑,东张西望,这里翻翻,那里翻翻,一看就不是好人。有一个人我们是认得的,他就住在后弄堂,听说他是一造反派小头头,从一个三班倒的工人蹿到了厂革委会(革命委员会,文割期间单位的最高权力机构)副主任。我有点弄不明白,本来他在弄堂里是一个客客气气,热心肠的人,也就是几天的功夫,怎么就变得如此铁石心肠,凶神恶煞了呢。一个长着鹰爪鼻子,一嘴黄牙,满脸横肉,目光凶狠的拦住我们,他穿了件短袖衬衫,却缠着两个红袖章。他粗言恶语还连推带搡。明明是江北人,还要打官腔,操一口令人起鸡皮疙瘩北京话。他问我们和姜家是什么关系。我只觉得后背发凉。德明却若无其事、不冷不热把话扔了过去:“什么关系,同学关系,来她家玩。”那红袖章要我们看清形势,分清敌我。放他的狗屁,对我们来说,晓萍怎么可能是敌人呢。

        趁没人注意,我们直奔三楼,还好,这里没有外人。只见晓萍像一只受伤的小猫,卷缩在墙角里,在轻声地哭泣呢。见到我们,她就放声哭了起来,对我们说她家没做什么坏事,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。见她这付样子,我们心如刀绞。晓萍从小到大,哪里受过这般罪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把晓萍拉了起来:“走,晓萍。把门关好,到丽华家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那些人要我呆在这里,不许我乱走。”晓萍不敢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叫你走,就走,怕什么!”德明大声吼了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三个人从后门溜了出去,到了丽华家。现在只有丽华家最保险,她家是苦出身,其它几个家里都有点不太平。

        几天后,就有人来抄家了,好像有两伙人,一群走了,又来一帮,抄了两天两夜,反正家里值钱的东西随他们拿。他们先把供在客堂里大大小小的菩萨佛像全部砸碎,说那是“四旧”,再把蜡烛香台等足足装了一卡车。她大伯的蟋蟀盆和鸟笼全都砸烂,说这是资产阶级那一套。大伯放在搁板上的古瓷花瓶,被该杀千刀的造反派像扫垃圾一样从搁板上扫了下来,(这就是扫“四旧”?)跌得粉碎,那可是值钱的老古董啊。她阿娘和大伯的两房红木家具又是满满的两卡车,弄得像搬场一样。

        造反派死也不信,这个大家庭只有晓萍爸妈工作,能养活这一大家子人?何况两个姑姑还在读大学,啥地方来钞票,家里肯定藏有黄金白银。于是撬天花板,掘壁洞,挖地三尺,把天井大花坛翻了个底朝天,仍一无所获。造反派不死心,全家挨个单独过堂,一个答案:全家财政由阿娘一人掌握,去问她。连夜审问晓萍阿娘,吆五喝六,晓萍阿娘根本不吃这一套。于是白天跪地板,夜里站长凳,连斗三天三夜,晓萍阿娘死不改口:变卖家当过日子。她心中有菩萨,相信善恶有报。经历三个朝代,她什么风浪没闯过,这点家当是她家的命。她几次昏过去,送医院吊盐水,造反派怕出人命,只能作罢。晓萍阿娘的腿从此留下残疾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才知道,得知要抄家,晓萍阿娘连夜召开全家会议,一致口径,决不泄露。如造反派逼供,都朝她身上推(其实只有晓萍阿娘和大伯知道家藏黄金白银)。抄家前夜,一缸金条,两缸银圆,现钞,一箱珠宝字画全部安全转移到了乡下藏匿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几天顺昌路、太仓路转弯角子的旧木器商店生意闹猛(火红),红木家生仓库里放不下,只好堆在上街沿。十几块就可车走一只红木八仙桌,红木大床生意差一点,因为工人阶级一般房间小,放不下。有一只红木雕花大床,就像一间小房间,比一般的亭子间还大一点,横过来好睡五、六个人。听人说从前是皇帝才能睡。为此商店扩张,我班同学小金和另外一家被迫换了房子,搬到后弄堂。送进淮海路上“国旧”的东西就高级的多,钢琴、大小提琴、吉它(黄色乐器)堆成山,各种新式、老式电视机、电唱机、无线电、进口半导体应有尽有,货色比无线电商店还多。看得我和德明心里痒痒,嘴流口水。但就是这区区几块钱(可买个小半导体),我们也拿不出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几天晓萍都躲在丽华家里,整天提心吊胆的,要到很晚才回家。我们几个也轮流陪陪她,怕她吓出毛病来。她爸是经理,成了“走资派”。还好,她妈妈是医生,她们不是剥削阶级。

        几天后的一个礼拜天,我和丽华在德明家玩。突然,晓萍匆匆跑来,样子十分紧张。我们忙问又出了什么事。晓萍告诉我们,也不知是谁,发现了他大伯那套红木家具里少了一只梳妆台。那天,有个抄家的看见它在晓萍房里,今天他们要来搬走。我对他们说:“走,去看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到了晓萍家,她爸正和他们理论呢。我们四个先到了三楼。一看,还好,那梳妆台还在,里面全是晓萍的宝贝。那梳妆台是他大伯的,因为用不着,就给了晓萍。最后还是这帮人厉害,他们一定要搬走。他们把抽屉里的东西往地上一倒,就准备搬了。晓萍一看自己心爱的东西被糟蹋了,又伤心地哭了起来。我们恨得是咬牙切齿,但敢怒不敢言。

        突然,德明悄悄地对我说,他要那些人吃吃苦头,叫他们神气不起来。他拉起晓萍就下楼去,到了客堂,他拿了把扫帚,叫晓萍把后房间的门打开,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。晓萍不敢,怕他出事。我就对晓萍说:“不要怕,等我们进去后,就把门反锁上,马上回到三楼去,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记住,不要让自家人站在客堂楼梯口,”我还问她:“还记得我们争论(红岩)吗?”晓萍点了点头,说她打死也不会出卖我们。

        客堂后房间有个阁楼,用来储藏杂物。它靠木扶梯上下,扶梯抽掉,人就下不来,也上不去。阁楼有个小洞,可以看到上下楼梯人的脚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上了阁楼后便把扶梯抽掉了,就等他们下楼。也许是这梳妆台太大了,楼梯又难走,搬了好长时间才到二楼,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。我对德明说,先放过前面的人,他们看得清楼梯,而后面的人脚下是两眼一摸黑,什么都看不见,这就叫“不见鬼子不挂弦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梳妆台很重,四个人在搬。前面的四只脚过去后,德明把扫帚柄悄悄地伸了出去,我们四只手紧紧地握住它,怕它移动。扫帚柄把一只脚绊住了,接着就是像打闷雷一样,轰隆隆一阵响,这四个人连同梳妆台从二楼一起滚到了一楼。那可是上好的红木,质地优良,做工考究,沉重坚硬,够前面两个人受的。随后就传来了痛苦的嚎叫和一片混乱声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赶紧把那小洞用一个装书的大纸箱堵上,然后趴在阁楼里,声息全无。阁楼里热得像蒸笼,我们只能等晓萍来开门放我们出去。一会儿,就听见那辆卡车开走了。然后,楼梯上又是一片脚步声,是来查看楼梯了,只听有人说,好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。当然,他们是一无所获。那只梳妆台最终没搬走,不过它断了一条腿,但那些人的代价则更大。后来听说前面的两个人都跌伤了,其中一人伤势严重,还吐了血。那辆卡车直接把他们送到了属光医院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这样干,就是为了给晓萍出出气,根本不计后果,虽然有点害怕,但决不后悔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几天马路上热闹非凡,各路红卫兵,造反派冲冲杀杀,今天你游行游街,明天我集会斗人,高音喇叭整天喊,革命口号响彻云霄,各种传单满天飞,造反有理的歌声震耳欲聋。反正红卫兵不上课,造反派不上班(工资照拿)。

        昨天东风中学(正门在淮海路,边门嵩山路淮海路),北京来的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干上了。北京红卫兵用电话筒大喊大叫: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(后来知道这就是反动的血统论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明,我早就听阿娘说过:‘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儿子掘地洞’)。因为他们大多是高干出身,鼓吹“自来红”。上海红卫兵从东风中学拉来电线,借来高音喇叭,针锋相对:出身不能选,道路自己走(就像现在电视辩论的正反两方)。论口才北京的学生远不及上海学生,想动手,但台下上海工人阶级不是吃素的,根本不把北京学生放在眼里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些日子兜淮海路,就是看辩论会,一派说向当权派夺权好得很,另一派说好个屁。当然大辩论比起武斗来只动口不动手,也算得上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。如果一派辩不过另一派,硬要用武力分出高低,这时大辩论就可能演变为全武行。最多的是砖头瓦片满天飞,长矛弹弓齐上阵。但上海工人阶级觉悟高,听毛主席的话“要文斗不要武斗,所以在上海大规模动刀动抢的武斗很少发生。就这样,我们也总算经了风雨,见了市面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天德明和小黄在我家玩,顺便看看从南京路、淮海路路上捡来花花绿绿的传单。忽听到头顶上飞机窿窿作响。跑到晒台,发现是架双翼飞机在超低空飞行,我还以为它要掉下来了。突然,机舱的门打开,舱里的两个人把一大包东西推出舱外,瞬间满天都是飞舞的传单,如同天女散花。用飞机撒传单我们是头一次看到,那一定是什么重要消息。我们爬上屋顶,捡了好几张,原来是号外。传单上说上海成立了革命最高权力机构:上海人民公社。“照它的意思,上海人都成了公社社员,我们也就是乡下人了。”德明理解力太差。我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有个巴黎公社,上海是照搬这个名称而已。后来才知道,上海要另搞一套,被毛主席及时制止了: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,叫革命委员会好。于是市政府成了市革会,区政府便是区革会,街道办事处摇身一变成了街革会。

        也不知是什么时候,晓萍和海伦轻手轻脚地上楼来了。晓萍手里捧一个纸盒子,我问她是什么。她打开纸盒,一只十分漂亮的小波斯猫向我们探头探脑。我忙问她是哪里弄来的。海伦告诉我,这只猫是一路上跟晓萍回家的,没有主人了。我知道,现在已经没人敢养这种外国观赏猫了(就是只吃饭,不抓老鼠的那一种),它们被说成是寄生虫,被划进消灭之列。

        刚才晓萍和海伦在马路上看见一群人在追打一只大波斯猫,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它逃到了一家人家,躲进了灶头间,可是这帮人不肯放过它,冲了进去,把它乱棍打死。那可怜的猫到死都不明白,往日在家里,主人是如何百般地宠爱它们,为什么突然就把它们母女俩赶出了家门?那伙人又为什么如此残忍,要把它往死里打?在它的眼里,人类是它们的主人和朋友啊。女儿现在也不知下落,它死不瞑目,死不瞑目啊!

        晓萍和海伦再也看不下去了,就急忙往家走。没走多远,就看见马路边站着一只纯白小波斯猫,它可怜兮兮地望着每个路过的人。它看见了晓萍,也许这小猫知道晓萍是个心地善良的人,它跑到晓萍的脚下,围着她转,仰着头冲着她直叫。晓萍把它抱起来,那只小猫立刻停止了叫声,眯起双眼,舒服地任凭晓萍抚摸。

        过了一会儿,晓萍把它放了下来,拉起海伦就走。但这只小猫紧随着晓萍,冲着她乞求地哀叫不停,真揪人心。晓萍知道它的意思,是要把它带回家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大概是那只老猫的孩子吧?”海伦问。

        听海伦这么一说,晓萍就把它抱了回来。在没得到父母同意之前,晓萍是不敢把小猫带回家的。她只能来找我。“能在你这养几天吗?它孤苦伶仃,无家可归,太可怜了。”说着说着,晓萍的眼泪又下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好,不过时间不能太长。”我怕阿婆不让我养。“那我晚上把猫食送来。”后来,晓萍就一直把它养着。晓萍从我们这里搬走以后,她再也没有交上几个贴心的朋友,那只波斯猫就成了她的好伴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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